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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2纵新1旅旅长韦杰，政委唐天际

另一次是在43年10月，八路军前方总部与129师师部实行合并（保留129师番号），这个合并稍后就显出效益。44年春原八路军2纵创建的冀鲁豫根据地并入了晋冀豫区（太行、太岳、冀南三小区合称），史称晋冀鲁豫战略区的纪元正是从此时起算，故亦可算成129师历史上的战略发展。这一次除根据地范围的扩展巨大之外，新划归的部队也十分壮观，仅就八路军老部队来说，就来了原115师教导3旅7团、教导4旅10团、前总朱德警卫团这样的红军团。这样，晋冀鲁豫区域的红军团一下子增加到六家，即现归太行区的769团、朱德警卫团，归太岳区的772团，冀南军区骑兵团，冀鲁豫军区7、10团，这还不算已调赴延安的新4旅771团。此时已到延安参加学习、整风的刘伯承，和其它大区领导座谈交流，当得知冀鲁豫来的7、10团尚非115师老685、686团主体，而都只是其中的一个营组建成团时，心头是“咯噔”了一下：怎么会呢？哪里有那么多的“红军团”？及至出席七大详听聂荣臻、陈光、杨得志等关于晋察冀、山东、冀鲁豫根据地的创立奠定报告时方才明白，原来那两家对应的是“中央红军的红5、红12团”，并且据他们说属于原红军建制团的还远不止这两家。一生都喜欢钻研军队建树的刘师长下来后让人收集了一下材料，得到兄弟部队发展情况的这么一个概略表单：

山东区——

37年11月，曾国华率343旅685团2营向晋冀边出动，在平山扩编成115师第5支队（团级）。

38年10月，杨勇、彭雄率343旅686团3营扩编为115师独立团；39年7月改为115师独立旅1团。

39年1月，彭明治、吴法宪率343旅685团在微山湖西组建八路军苏鲁支队，6月扩编改称苏鲁豫支队，原685团1、2、3营扩编为该支队1、2、3大队（团级）。

40年3月，刘炳才、王六生率343旅686团2营营部及两个连组建鲁南军区峄县大队（团级）。

晋察冀区——

37年11月，杨成武、邓华率115师独立团在北岳扩建成立晋察冀独立1师，独立团1、2、3营扩编为1、2、3团；12月改称晋察冀军区1支队1、2、3团。

38年5月，邓华率晋察冀1支队3团分编成立八路军4纵11支队31、33大队（团级）。

冀鲁豫区——

37年11月，韩先楚、崔田民率344旅687团2营、688团2营合编组成344旅689团；38年4月曾由129师指挥。

38年1月覃健率344旅688团1营（营部及2、3连）扩编为该旅挺进纵队，同年12月改编为344旅特务团；39年3月改为冀鲁豫支队2大队（团级）。

38年12月，刘震率344旅688团3营扩编为344旅独立团；39年3月改为冀鲁豫支队1大队（团级）。

40年2月，韦杰率344旅688团团直及该团1、5、9连改编为八路军2纵新1旅1团；687团2营（原344旅警卫营）组建344旅新688团。

40年4月，冀鲁豫支队1、2大队分别改编为八路军2纵新2旅4团、5团。

……

够了，刘伯承长于概括思维，略微沉思即完全掌握了上述团队发展成团的共同点——这就是红军部队最初时期的“分兵”！正是那时期红军老主力的大范围分兵以适应华北游击战的战争特点，成全了115师中这么多的建制红军团。看来我129师当初展开时的部署考虑还是保守了，中央交给我们的红军老主力，没有更好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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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在延安会场

刘帅诚恳，出来了这么个话。我们来看129师的几个红军团在当初的部署上是如何“保守”的。37年8月25日，红4方面军奉命改编为八路军129师，4军整编为385旅，31军整编为386旅。此时4军下辖10、12师，顺序缩编为385旅769、770团。10师下辖28、30、31团，12师下辖33、34、36团，这是红4方面军几经转战最终到达陕甘宁边区后余留下的红军部队。改编前为平衡各师战斗力，10师31团与12师36团做了一次掉换（所幸这一掉换，给红12师留下了个种子），这样，28、30、36团改编为769团1、2、3营，31、33、34团改编为770团1、2、3营。31军下辖91、93师，顺序缩编为386旅771、772团。91师下辖273、276、277团，93师下辖271、274、279团。改编前91师调整了三个团的顺序，276、277团分别缩编为771团1、2营，273团则缩编为3营。93师无变动，271、274、279团依次缩为772团1、2、3营。这样就相当清晰了：129师带到山西抗战前线的769、771、772团中的九个步兵营都是原四方面军的建制红军团。

在129师37年11月至38年12月的两期战略展开中，调编进入新建部队的红军连有：

769团1营1连、2营5、7、机枪连、3营10、11连，团暂编骑兵连，771团1营4连、3营11连，772团1营2连、2营4连、3营11连，加上师教导团三个简编连，合计十五个红军建制连。

而全师抵达山西的九个红军步兵营，共有卅六个步兵连。除去上述合计调出的十个步兵连，各团共留下廿六个步兵连；留团红军步兵连比例为72%以上。

而且没有一个团有营部调出。

这就是历史。

可以这样设想，如果37年冬、38年春129师两次战略展开之前，部署“分兵”的步子再大一些，该师部队后面的总体情况会更好，因为更多的新建团队的战斗力、战斗作风会得到有机传承，同时老部队也得到新鲜血液（有文化的兵员）的补充滋养。从上述可知，该师一期展开时的“分兵”力度还是蛮够，在战事繁忙的情况下，尚抽调了合计15个红军连的兵力去组建各支游击部队，正是此举，一下子就创建出后来除769、772团之外的129师阵容中的绝大多数主力团。由于一些主客观条件，此期营级部队的派遣或许尚有阻力或困难，但师部亦曾做过一次调集772团的三个连队去扩编师补充团的尝试，可惜没有坚持一个营部同去。该师的“保守”部署主要出在二期展开。虽然769、771、772三个团均编入路西、路东两个纵队到了平原地区，而且先行成立的各个新支队也纷纷要求老部队派人派兵来加强和指导，但师部这个时候没下“壮士断腕”的大决心，当机立断地将各团部、各营分派上扩建一批新旅、新团的更大用途。而当时该师三个红军团都是可以去承担支队甚至纵队一级指挥机关的重任的（如果这样，后头的二野就会有好几个“红军师”），各红军营也可调为新建团队的组织和战斗核心（这也是115师大多数“红军团”走过来的路），这样中央交付的扩编建八路军主力部队的任务将会完成得更好。现在看来，徐向前原来提出的思路是正确的。

看过刘邓后来在解放战争初期打给中央的一个评价所部各纵各旅情况的电报，彼时两位首长都比较称许该部1纵1旅1团和2旅4团（就是原冀鲁豫军区7、10团）的部队素质，认可该两个“红军团”作为战役中坚部队的能力。

其实在二期展开扩军时129师自己也有过很好的组建新主力部队的例子，这就是38年5月东进纵队老1团的分编。其时老1团各营拆开新扩编为东纵1、2、3团，稍后在7月份东纵1、3团又合编为386旅新1团，东纵2团则改编成师独立旅2团，这正是一个主力团演变成两个新锐团的典范。非常成功的是老1团的战斗作风都很好地传承到了这两个后来成长为两个旅，继而是两个师的主力团的新锐团。众所周知，这就是386旅16团和新4旅10团，这两个团都是129师乃至八路军中的一流主力团。解放战争中，两团又分别是西野6纵（时为该纵新4旅16团）、中野6纵（时为该纵18旅52团）军中的头等主力团。可惜解放后因为地缘、人脉等因素，16团（时为6军17师50团）没能完整保留下来，这其中，与它不是“红军团”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

最后，本文想就129师战略展开时期未能施行更坚决有力的分兵，从而建立更多更强更具有优良传统的主力团队的原由再做一些深入探讨，以期引起军史同好的关注和研讨。上述中已经有所揭示，分兵之时该师首长的扩建军思维偏保守，决心、行动不果敢，抑或之间还存在不同的看法和意向，以致后来各自都留下了诸多抱憾。但今以重观，这些谈论都还比较表层化，真正关键的因素尚可追索。就笔者的看法，窃以为129师当年之所以“分兵”力度不够，主要是该部当时在主客观上都存在一些大的问题，试以列举如下。

1、中央交与该部的战略任务比较单一，任务的复杂、艰巨性相对有限，这个“相对”是比较115师而言。37年11月，当129师初向太行山挺进之时，115师按军委命令分成了三股，师部和343旅从晋北南下正太路，之后转入晋西南。344旅先留晋北、晋中游击，而后部署于晋东南（八路军总部驻地）。115师独立团、骑兵营由聂荣臻率领从晋北向东挺进，创建晋察冀边根据地。这样，115师的三个摊子抗战初期即独立担负了开拓或驻守三个不同战略方向的区域。而当38年11月，115师师部奉命率343旅再从晋西南挺进山东时，这种战略性的跨省转战行动，其任务的意义和艰苦性更是其它大区所不能相比。而129师的战区，从相持阶段直到抗战胜利，基本上是锁定于太行山东西两面、南北两端（冀鲁豫区，即鲁西、豫北地区是合并过来），因此对其“分兵”的战略要求来说，达不到刚性的程度。

2、129师开创的晋冀鲁豫根据地军史称为“四战之地”，特点就是华北四省于此交会贯通。因此小区之间的联系贯通相对容易保证，部队亦便于跨（小）区域相互支援。所以，“分兵”一股用以确保一方，这种军事部署客观上非为必要，完全可以小区“互动”支持的方式来替代。

3、如上述，既然该区除扩建军之外的任务内容对“分兵”与否（或多少）均不形成较大压力，那么主观上部队首长还是更偏好率军裕如或主力在手。129师中的刘徐陈都是长于带兵用兵之将，尤其刘陈二位，从军多年，无论在“红1”还是“红4”，从来都是作为“外来户”去帮助军务，没有自己的基本队伍。如今一旦长缨在手，爱不释手的将军情愫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他们很计较自己手中的部队的“进进出出”，此种意识也属军中常理。

4、八路军高级将领中彭、林、刘、徐、左、陈这些人，自抗战开始歼敌复土、建功救国的基本想法是一致的，因此寻机歼敌灭寇的热情一直不减。在这种强烈的中国军人责任感中，把主力部队尽可能地用作战斗胜利的根本保障，这是将领们最合乎情理的选择。在这种情势下，“分兵”（即便是为了建军、扩军）与作战成了一对要仔细掂量、认真对待的矛盾方。何大何小？谁轻谁重？两者又常随时势的发展演变而转移权重，相信在每个阶段对上述各位将帅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5、129师、386旅两级部队的主要领导刘、陈二人，投军时，或无缘于井冈山的斗争，或错过了鄂豫皖建军年代（邓属于“主见”不大的类型，不提），他们都是中途进入红军行列中，所以缺乏“扩红、搞队伍”的切身体验。现在抗战一开始就要求独立领导扩建八路军的一大主力，定夺取舍之间达不到较高的水平很自然，谁都会有第一回嘛（他们的“第一回”晚了）。但是，如果在历史开局之时能力还不足以掌控矛盾的主要发展方向，就可能错过事业发展的最有利契机，战争年代是不允许“摸着石头过河”的多番尝试的，成败都是领导者一刹那间的选择，遗憾也多由一刹那之后而造就。“红4”后身的这两位新核心，头一次督军就面临这么一个挑战性很强的“分兵”题目（其实当初115、120师那些较有经验的将领也是耗尽心思地考虑如何“分兵”），对他俩的综合军事能力是一个考验。

6、还得说说129师领导层中存在的有所牵制的问题。当时129师的领导层是由其师军政会的成员构成，为刘伯承（任书记）、张浩（后任邓小平）、徐向前、陈赓、王宏坤五人，在王宏坤留陕之后，参谋长倪志亮入闱。作为政治委员的张或邓，他的牵制作用在部队中是具有总体性、方向性的，不是这里要说的内容。徐、倪二位“红4”老将，应该说最初是被牵制（约束）的对象，但在38年夏秋后很快就边缘化了（一个扎冀南领导平原工作，一个留太行管理后方摊子），故也没有谈头。于是，师领导层的牵制主要来自刘、陈二人。两人本是上下级关系，但因129师入晋主力只有386旅和385旅的769团，故陈旅长的地位在全师中显得一枝独大。刘、陈在红军时期没有共过事，互相不掏底，故没什么情谊。两人又都算擅长带兵制敌之将，本事各具，现各做了一师、一旅的头把手，自然都得多化心思去维系原先不熟悉的“红4”部下。感情需要培养，权威也须树立，这样随着战事的逐步发展，渐渐形成了师、旅两级各有它的一个领导核心。其中，直管386旅的陈将，性格非常外向，既能打仗又善交游，权威性和影响力是天天向上，到了一定阶段，看着和师首长也是“平等”说话了。影响到下面部队，“界河”也划出一条，大约就是师指挥769团、骑兵团，旅指挥771团、772团。由是，凡属开战部署、调兵遣将、扩红发展等一应军事行动，双方得先有一些商量。因此才出现了刘张要求772团负责组建师补充团，老陈宁肯去老连队三个，也不愿一个营部挪出。徐副要771团展开于冀南，陈旅却想出要东纵1团来交换的奇特要求。在771团调走后，129师主力做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再后要动谁就更没商量了。队伍受牵绊如此，哪还分什么兵？所以大家心里都不舒坦，我的769团，你的772团，分得泾渭分明，这也算是129师八年抗战的一大特色（40年中百团大战，彭总也是看着调谁不动，发威喊出“我撤了你129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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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师386旅旅长陈赓

就这样，错过了有利但也含风险的历史时机，129师中更多的红军团队就再无恢复的可能性了。到49年春天，再到上世纪50、60年代，当原红1方面军（“红1”）中的红1团、红4团、红5团、红10团、红13团、红223团、红225团等等纷纷举旗演兵时，原红4方面军（“红4”）中却只能打起二、三支含义模糊的红军团、“百将团”（不好意思说它是红93师，红10师）旗号，这个观瞻倒是和贺龙的那两个红军团近似（对应的是红2方面军的红4、红6师）。到了上世纪80年代，当一批赋予“南昌起义红4团”、“秋收起义红1团”、“秋收起义红5团”、“平江起义团”、“平江起义第1团”新名号的红军团再次吸引国民眼球，同时较为冷生的“百色起义红军团”、“秋收起义第2团”、“瑞金（红军）团”也在认祖归宗时，那些当年在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中有如朝阳初升的鄂豫皖苏区老红军团又在哪里呢？这时候只能较为尴尬地去传唤12军36师106团、13军37师109团中的那些红军营了。也是这时候，才发现原“红4”剩下的两个红军团里，红军营、连单位扎堆挤棚极了，几乎所有的步兵连和大量的兵种连都称来自红军连！而返诉上述“红1”的“起义系列”红军团，各营中的红军连却多半稀稀拉拉。至此，完全看清了我军历史上的两大主力军团——八路军115、129师所曾自持的建军路线，其实差异性蛮大，给彼此部队之间带来了一种巨大的历史反差。

老夫子旧文

2020年11月12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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